1978年11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曾志与汪东兴谈起了一位已经离世多年的老同志——陶铸。表面看，这是一次关于个人名誉的问题交涉，背后却牵动着拨乱反正、干部政策以及党内政治风气的重大转折。 曾志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她的职务低于汪东兴，但在革命资历上，却是党内公认的老同志。1928年，她参加湘南起义，随后随部队上井冈山，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样的经历，使她在许多老干部中拥有很强的分量。 陶铸的问题，曾志不可能置身事外。陶铸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重要职务，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1969年11月30日，陶铸因病在合肥逝世，年仅六十一岁。此后多年，他的政治评价没有得到公正处理，家属也一直承受着沉重压力。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社会各界都在等待政策转向。干部能否重新工作，历史问题能否得到澄清，成为许多老同志最关心的事情。遗憾的是，思想上的束缚并不会随着局势变化立即消失，一些人仍然坚持“两个凡是”，使平反工作推进得相当缓慢。 曾志希望借中央工作会议的机会，推动有关方面重新审查陶铸的问题。她找到汪东兴，期待这位负责中央警卫和有关事务的领导，能够在会议上说几句话，至少把陶铸生前的一些情况反映上去。 据有关回忆，双方谈话并不愉快。曾志提到陶铸临终前的处境，也谈到希望见到毛泽东的愿望，但汪东兴没有表现出积极回应。曾志压抑多年的情绪随之爆发，当场质问：“对老同志的问题，怎么能这样冷漠？”随后，她又说：“这样是要犯大错误的。” 这句话分量很重。 曾志并不是单纯为丈夫争取待遇。她更在意的是，党应当如何对待那些在革命年代作出贡献、晚年却遭受错误对待的干部。陶铸的问题如果不能纠正，许多类似情况就很难真正得到解决。组织部门面对的，也不只是一个人的名誉，而是一批老同志的政治生命。 会议上的争论很快超出了两个人之间的范围。曾志发言后，一些老同志也谈到自己所经历的遭遇，认为干部政策不能继续拖延，历史结论更不能长期悬置。会场气氛十分严肃，有人情绪激动，甚至当场落泪。那不是简单的个人争执，而是长期积累的不满集中显现。 汪东兴没有在会上与曾志激烈争辩。这个细节值得注意。作为长期负责中央警卫工作的领导，他在特殊年代拥有重要地位，能够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与其在保卫中央领导和处理重大安全事务方面的经历密切相关。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他也参与了相关行动。 但功劳与思想认识，毕竟是两回事。革命资历、现实职务和政治判断之间，常常存在复杂差异。曾志参加革命早，年龄也比汪东兴大几岁；汪东兴则是在1932年参加红军，后来因长期承担重要警卫任务而受到重用。两人的经历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自然也不一样。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关于“两个凡是”的争论进一步公开化。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也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干部政策的调整，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逐步展开。 陶铸的平反也随之取得进展。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陶铸恢复名誉，随后举行了追悼活动。距离他1969年去世，已经过去近九年。对曾志而言，这既是对丈夫的告慰，也是对一段历史作出的正式纠正。 汪东兴后来逐步退出中央领导岗位。1980年2月，他不再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务。曾志则继续参与组织工作，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离休。 那次会上，职务较低的曾志为何敢于直面汪东兴？答案并不复杂。她所凭借的，不只是个人性格，更有几十年革命经历和对组织原则的理解。对她来说，沉默或许更安全，但如果连老同志遭受的不公都无人指出，组织工作的意义也就被削弱了。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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