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扑10月07日讯 法国媒体队报派出独家报道组Alban Traquet前往加沙地带，撰写巴勒斯坦足球专栏。 四块黑色石碑上，镌刻着一长串逝去的运动员及体育界人士的名字，共计1014人。这处纪念设施于9月4日揭幕，位于拉姆（Al-Ram，拉姆安拉以南）的巴勒斯坦足球协会总部前。 大楼左侧，在一道挂有“停止种族灭绝”横幅的金属围栏后方，矗立着费萨尔-侯赛尼国际体育场（拥有12,500个座位）。 大楼右侧，在距离岗亭不远处，隔着坑洼不平的街道，视线被一道“隔离屏障”阻挡——这是以色列在二十年前于以色列本土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之间修建的。这是一段高达八米、顶部加装了成卷铁丝网的混凝土墙体，巴勒斯坦方面称之为“种族隔离墙”。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面墙既成了广告牌，也成了抗议的平台，上面布满了无数涂鸦，其中包括一条横向延伸数百米的带状文字，沿着这条令人望而生畏的边界展开。 这位未署名的创作者在涂鸦中写道，他“震惊于两者间的相似之处”，并将南非昔日的种族隔离政权（该政权于1991年6月正式废除）与巴勒斯坦的现状进行了对比。“种族隔离”一词也被巴勒斯坦足协及其目光坚毅的主席吉布里勒-拉朱布（Jibril Rajoub，73岁）用来形容以色列当局对待巴勒斯坦人民的态度；该协会自1998年起即为国际足联的正式成员。 超过220家俱乐部参加了“千名烈士杯”赛事。 拉朱布曾担任亚西尔-阿拉法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前领导人，于2004年在上塞纳省克拉马尔的佩尔西军医院去世）的顾问。在上一届世界杯前夕，即2014年4月30日于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国际足联第76届大会上，他曾是某个令人难忘场景的主角。 尽管詹尼-因凡蒂诺一再坚持，但身披阿拉伯头巾的拉朱布拒绝与以色列足球协会副主席巴辛-谢赫-苏莱曼握手合影——这位全球足球管理机构的掌门人原本极力促成这一旨在展示和解姿态的合影。 此前，他曾试图劝说双方“携手合作，为孩子们重燃希望”，但未能成功。 一个月前，立场强硬的拉朱布为一座“纪念碑”揭幕，以悼念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恐怖屠杀、随后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展开残酷反击以来，不幸丧生的1014名巴勒斯坦运动员。 他还正式宣布，在因冲突中断三年后，将重启三个不同地区的俱乐部赛事：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流亡群体的难民营。这项名为“千名烈士杯”的赛事汇集了220多家俱乐部。 巴勒斯坦足协秘书长菲拉斯-阿布-希拉勒在办公室接待了队报记者团。就在前一天，巴勒斯坦国家队在重庆举行的一场友谊赛中以5比0大胜中国男子国家队。 据他介绍，在这“千名烈士”中，近600人与足球界有关（包括球员、教练、裁判、官员等）。作为拉朱布在行政事务上的得力助手，阿布-希拉勒负责组织这项支离破碎的赛事——这简直像是一道难题，尤其是考虑到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限制；他们时刻受制于环绕约旦河西岸社区的以色列军事检查站和路障，处境变幻莫测。 但对于巴勒斯坦足协而言，这种在“危机管理”模式下被迫重启的赛事——既没有统一的赛制，也不设升降级机制——同时也具有象征意义和政治信号。 “一方面，这关乎战略，因为我们必须确保巴勒斯坦的足球运动继续发展，”阿布-希拉勒解释道，“另一方面，赛事名称旨在铭记那数千名种族灭绝受害者。赛事的组织方式传递了一个强烈而明确的信息：没有任何边界能将我们隔开，我们团结一致。这就是巴勒斯坦精神：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展现出坚韧与毅力，并努力向前迈进。” 巴勒斯坦足协在满目疮痍的加沙地带设有一个代表处（该处在战争中部分损毁），包括一名副主席在内的部分工作人员也常驻于此。此外，巴勒斯坦足协还与黎巴嫩足协合作，在难民营举办比赛。 而在约旦河西岸，情况尤为严峻的是C区：该区域占领土总面积的60%（包括以色列定居点），且完全处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这就需要与以方当局进行协调，以便我们的安保人员能够进入体育场维持比赛秩序，”阿布·希拉勒解释道。 红新月会、祷告与基利安-姆巴佩 位于伯利恒以西阿尔哈德尔的贝利国际体育场就是一例。这座拥有6000个座位的体育场于2023年5月揭幕，正如入口处大理石铭牌上的英文题词所示，其建立旨在“致敬并纪念一位足球传奇”。 上周五，这座仅设单侧看台的体育场举办了一场比赛，对阵双方是来自伯利恒南部的马拉-拉巴赫队和马拉-马阿拉队，最终比分为5比2。现场无需证件核验：记者甚至能紧挨着官方代表，在距离球场边缘仅两米处、正对中线的位置观看比赛。 身穿蓝色迷彩服的巴勒斯坦警员在通往更衣室的通道口值守，密切留意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一旦场上出现稍显激烈的身体对抗需要介入，两名红新月会的医务人员便会迅速出动。而当夜幕降临，迎来第五次即最后一次祷告——“宵礼”——之时，众人便在温暖的空气中，于人造草坪上跪地祈祷。 尽管比赛水平相当业余，但参与者的投入却是实打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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